周易智慧与毛泽东思想（转）
毛泽东作为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，作为主张对传统文化“取其精华、“古为今用”、“推陈出新”的伟大革命家、思想家，不可能不受被视为大道之源的《周易》的影响，这也正是马列主义中国化中的一个体现。
毛泽东有深厚的国学素养，这使得他的著作与谈话中有浓郁的中国因素。在毛泽东的谈话及《毛泽东选集》中，多次提到《周易》。以下，就《周易》精神与毛泽东思想中的共同之处予以列出：
预见性思维
预见性思维，是《周易》的重要精神内核之一。如《坤卦》：初六，履霜坚冰至。《说文解字》：履，足所依也。脚踏在白霜上，就能预见到冬天将会出现坚冰。所以说，见微知著，进行预见性思维，这是《易经》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核心。
在致其老师黎锦熙的信中，毛泽东明确指出：“圣人，既得大本者也；贤人，略得大本者也；愚人，不得大本者也。”认为“圣人通达天地，明贯过去现在未来，洞悉三界现象”，表明毛泽东所推崇的“圣人”，具有很强的预见性。
他自己也经常对事物进行预见，如1916年7月25日，预见中日20年内必有一战；1919年7月21日，预见20年后法国人将有一番大大的头痛；1919年7月28日，预见日本与德国将会危祸世界。这种预见性思维，在《毛泽东选集》中很多地方都有体现。如在《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》中，针对一些人时局的悲观，他预见“革命高潮即将到来”；抗日战争时期，毛泽东发表《论持久战》，认为抗日的持久战将经历3个阶段，后来8年抗战的发展轨迹，证明他的论断不愧为科学的预见。而在抗战结束后，他又预见到内战不可避免，都是这种思维的具体体现。而对事物有所预见，早做准备，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征。
对立统一思维
太极图阐释了《周易》精神，也阐释了对立统一规律。而对立统一思想，在毛泽东很多著作中都有体现。
毛泽东说：“治乱迭乘，平和与战伐相寻者，自然之例也。伊古以来，一治即有一乱，吾人恒厌乱而望治，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，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。”毛泽东这种“治乱”观，具有很强的“对立统一”思想的痕迹；同时，他还认为对立面会相互转化，他说：“观念即实在，实在即观念，有限即无限，时间感官者即超绝即生，现在即过去及未来，过去及未来即现在，小即大，阳即阴，上即下，秽即清，男即女，厚即薄，质而言之，万即一，变即常。”
毛泽东还引用《周易》中的话来阐明他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。他说：“中国古人讲‘一阴一阳之谓道’，不能只有阴没有阳，或者只有阳没有阴，这是古代的两点论，形而上学是一点论……”、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即《周易·系辞传》中所讲的阴阳变化规律。
《矛盾论》作为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论著，论述矛盾的二重性、矛盾的主要方面、内外因素等关系时，非常精辟，不难看出其与《周易》中阴阳互变理论有相通之处。
自强不息精神
《周易·乾卦》中说：“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这一命题，是《周易》精神实质最重要体现之一，也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性格特征的重要来源。而自强不息精神，贯穿了毛泽东一生。
青年时代的毛泽东，极推崇刚健有为、奋发向上的品质。他在《讲堂录》中记下“激厉奋进，冲决罗网，焚烧荆棘，荡夷污泽”的陆象山的语录，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精神的体现；他还写道：“河出潼关，因有太华抵抗，而水力益增其奔猛。风回三峡，因有巫山为隔，而风力益增其怒号”。
毛泽东认为，历史创造、历史功绩、历史成就，无不建立在与“大抵抗”激烈斗争的基础上；所谓历史，就是无穷的“竞争抵抗之波澜”、“不平等、不自由、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，永不能绝”。也正基于这种认识，他把“与天奋斗，其乐无穷；与地奋斗，其乐无穷；与人奋斗，其乐无穷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。
据美国罗斯·特里尔《毛泽东传》和萧瑜《和毛泽东一起行乞》记载，为更深刻地了解社会，他不发扬自强不息精神，曾数次在长沙至韶山之间步行，调查历史人物遗迹、了解百姓疾苦，还与萧三、蔡和森等在假期结伴徒步游历，风餐露宿，了解民风、民情；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时，他特别重视锻炼身体，并把锻炼身体与磨练强大的意志结合起来。
不管在此后的战争岁月还是国内建设时期，纵观毛泽东一生，不论顺境或逆境，毛泽东所提倡的“小米加步枪”、“愚公移山”、“大庆精神”、“自力更生”、“艰苦奋斗”等精神，无不打下《周易》“自强不息”精神的烙印。
“穷则思变”的变易观
孔子在论述《周易》的《系辞传》中说：“《易》：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；富有之谓大业，日新之谓盛德；《杂卦》云：革，去故也；鼎，取新也。”这些话，体现了周易推崇“变易”的精神内核。而强烈的“变易”意识和行动，在毛泽东一生中都有体现。
毛泽东在早年《（伦理学原理）批注》中，认为世界上各种事物无不处在运动变化中。他认为：“人生不死，长住于此老之世界，无论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之生活，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，即日能之，永远经验一种之生活，有何意味乎！”
面对中国的落后现状，他认为要从根本上对国家和民族进行变易和改造，还进一步指出：“国家如此，民族亦然，人类亦然。各世纪中，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，时时涤旧，染而新之，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。宇宙之毁也亦然。宇宙之毁决不终毁也，其毁于此者必成于彼无疑也。吾人甚盼望其毁，盖毁旧宇宙而得新宇宙，岂不愈于旧宇宙耶！”毛泽东一生喜动不喜静，喜欢变化，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。
从以上可看出，毛泽东对“变易”极其推崇，并把《周易》中的“穷则变”思想，融入到其思想中，成为马克思中国化的重要来源。
强烈的忧患意识
《易经·系辞传》说：“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与中古乎？作《易》者，其有忧患乎？”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，而这种意识在《周易》很多卦辞中都有反映。如《否》卦九五爻辞曰：“休否，大人吉。其亡其亡，系于苞桑。”即劝诫人们要居安思危，常怀戒惧之心，常恐否运之将来，唯如此才能保证其人及国家的命运像系在坚韧的桑树根上一样安固，无有倾覆之危。
毛泽东终其一生，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。少年时，对他影响很深的一本书是《盛世危言》。他曾说：“我读到这些史实时，觉得祖国的将来，非常可忧，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个人的天职。”这种忧患意识，建国后依然体现在他的讲话和著作中，如“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，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，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；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，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。”由此不难看出，《周易》中体现的忧患意识，渗透到毛泽东一生的思想和行动中。
与时偕行的“趋时”意识
《易经·系辞传》说：“夫大人者：与天地合其德；与日月合其明；与四时合其序；与鬼神合其吉凶。”表明了“与时偕行”的“趋时”精神。毛泽东一生都有这种意识，在他青年时代表现得尤为明显。
据周世钊回忆说，毛泽东“到班上教历史，常常结合时事，对比古今，引导学生注意认识当前的形势和青少年努力的方向”。《传统下的毛泽东》一书中提到：毛泽东入学时，按常规命题作文，写了篇《言志》，其文很明显地结合了中国的时势，校长李元甫十分欣赏他思维敏捷、见识深刻，宣称“今天我们取了一个建国才”。
稍后，他又写过《救国图存论》、《宋襄公论》等作文，前者关注时代主题，后者则嘲笑宋襄公，认为其不能顺应时势变化是可笑行为。毛泽东还在此批驳康有为不能与时俱进、忽视时代潮流、维护孔子的尊严是不恰当的。
综上所述，毛泽东思想与《周易》有着深刻的渊源。研究毛泽东思想与《周易》的关系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，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。
（周易文摘博客，作者：赵力道长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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